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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观潮|封新城:人生上半场在媒体下半场在山水之间

  改革开放后,一批“文化人”出走体制内,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,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。

  在大时代下,这些“文化人”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?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·请讲栏目推出“文化观潮”系列口述。讲述“文化人”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。

  今天刊发的是新周刊创始人封新城的口述,讲述他激流勇进的媒体工作经历以及一退再退的人生下半场。

  2019年3月3日晚上七点半,我和封新城上海虹桥附近的一家酒店里,聊了两个小时。

  封新城的人生上半场在媒体。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封新城,去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工作,正好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,去了老山前线采访,拿下了“新长征突击手”的荣誉。因为爱情,他从甘肃跑到了广州,跳槽到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,一场“你好,南极人”的直播,让他拿下了首届中国新闻奖专题一等奖;为改善生活,封新城和同事窦文涛偷偷兼职,跟着老板孙冕办报纸写专栏,后来干脆当了《新周刊》的创刊主编,像抚养儿子一样,编了19年杂志,让《新周刊》名扬天下。

  因为产权和制度问题,被捆住手脚的封新城,在《新周刊》二十年的承包合同到期后,选择了黎瑞刚的华人文化,成为了合伙人和首席内容官。一年不到,封新城再度宣布退出,隐居大理凤羽小镇,投身古镇复兴再造和文创产业。

  56岁的封新城,进入了他的人生下半场,就是吸取世界文创运营的经验,复兴逐渐荒废被人遗忘的凤羽古镇,通过艺术性的规划设计,复苏和重构,让这里的古镇和古村落,成为乡村建设的典范。

  三年不见,封新城一直呆在云南大理,整理他的凤羽古镇,归纳出“软乡村、酷农业、融艺术、慢生活”的文创新理念,向全世界推广这个位于洱海源头,被山谷包围的白族古镇。

  白山市原名浑江市,位于吉林长白山西侧,地处长白山腹地,龙岗山脉和老岭山脉斜贯全境,东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相邻;南与朝鲜惠山市隔鸭绿江相望。

  我不喜欢老家。天气寒冷、经济差不说,我和所有喜欢做梦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,都想去很远的地方,远离自己的家乡。我从小在东北那种环境下,粗口骂人,吹牛逼,喝大酒,从小就厌恶这样的生活环境。

  高中的时候,我学习成绩很好。那时高三就是天天复习,做各种试卷,重温高一和高二的课程,老师对我说,要不你试验一下,跳一级,直接参加高考。然后我就参加了高考。当时立体几何这门课我没有学过,就抱着试一试去考试,然后在几何这30分放弃的情况下,我的分数还不错。

  当时我的分数可以上中山大学、兰州大学和吉林大学,我当时不知道兰州在哪里,最后我找了一张地图,怀着浪漫的心,选了最沉默的西北,进入了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。

  一个星期后,我的大学通知书就到手里了。我到兰州大学的真实目的是什么?永远不回东北,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选择,不回东北。在大学读了四年,我成为了一个满腔热血的文艺青年,读北岛的诗歌,自己也写诗、搞文学活动。

  大学毕业,我留在兰州,被分配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,跑新闻写通讯,其实就是外出采访好人好事,优秀集体,优秀人物。很快,我遇上了一个好机会,当时新闻界组团去老山前线部队采访。我那会是热血青年嘛,自己想去,写了一个申请给台里领导,结果因为我不是党员,申请被否决了。然后那些政治表现好的党员同事,接到台里的指派,都纷纷找借口各种理由称病,不敢去。最后台里的领导又反过来找我,我说太好了,我去采访。

  我在老山前线采访了一个多月,那会年轻身体好,每天不闲着,在前线部队里找新闻线索和采访对象,从采访到节目录制,最后到编辑制作完成,就我一个人。这组广播节目播出后,社会反响很大,台里拿出去参加在湖北沙市举办的全国广播新闻比赛。

  当时,我就被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负责人区念中看中了,他直接问我,愿不愿意到广州去工作。当时和他聊天,很愉快,聊广播、谈文学,他看我是东北人,普通话讲得挺好,刚好当时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组建新开播的新闻台,正在全国招人。他回广州后,跟领导推荐我。

  1988年,海南建省成为最大的特区,新成立一大批机构,全国招聘人才。我也心动了,请假南下。当时的海南,一下子多了几十万人,社会秩序有点混乱,吓着我了,我放弃了海南。路过广州时,见了区念中。他当时请我在电台旁边的东方宾馆食街吃饭,一结账:我当时吓呆了,50块钱!这么贵?我当时在甘肃台一个月的工资也就50块。

  1989年3月,我离开兰州,到了温暖的广州,跳槽到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,和窦文涛成为了同事。那时广播的形态,还是传统的操作模式,记者采访写稿,编辑改稿,然后播音员录音、播出。我到了广东工作后,才领会到广播直播的魅力。

  我到广东台负责一个以人物访问为主的节目《灿烂星河》,我和同事们一起策划了很多社会反响好的节目,比如我们合作的《采访“女飞人”纪政》、《你好,南极人》,都拿到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

  为什么能够拿奖?《你好,南极人》这个节目里,我和窦文涛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策划: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,我们把电话用到极致,当时电话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。我们在直播时,通过广州海岸电台,就是负责海岸呼救的那个台里的设备,把我们的采访热线接到了南极站,然后我在直播室里又把电话接到北京去采访,做了一个联通全球的特别直播节目。北京广播学院曹璐教授评论说,我们“把广播的优势发挥到极致”。

  我一直感叹,我们这一代人,与众不同,遇到了好时代,可以自我选择,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。

  我在兰州读大学4年,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4年,同学、老师在兰州的非常多,单位同事和朋友也多,人脉关系有一定的积累。如果我不跳槽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,依我的个性和脾气,一定会卷入当时的社会风波,那意味着我会遭遇另外的人生。

  比起东北老家和兰州,我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广州。广州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最重要,其它“关我什么事”?一走出家门,不管单位还是生活里,大家相互尊重。如果在北方,只要过了广东地界,人际关系就复杂了,单位和工作上就开始搞人了。

  在广东电台,我和窦文涛是同事,生活里我们是好哥们。我是节目监制,他做节目主播,工作上配合得特别好。当时,娱乐风潮刚刚兴起,我们的节目采访了大量文体娱乐明星,社会反响好,收听率也高,特别有成就感。

  当时的广东,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,经济发展好,人民观念开放。我们单位的收入低,但为了改善物质生活,许多人在单位本职工作外,也发挥潜能去外面打工做事情。

  我和窦文涛也偷偷在外“炒更”。1992年,孙冕和孙周创办了三九广告传播公司,挣了点钱后,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报。1993年,他们创办了用省内刊号的《晨报》,当时想走市场化路线,特点是把硬新闻软处理,新闻娱乐化。这张报纸发行量最高的时候达到10万份,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。后来孙冕操作一本杂志《七天华讯》,我出任执行主编。杂志办了7期,然后有关领导说,侨刊只能在国外发行,不能在国内发行,然后停刊。

  后来,我们听说省新闻出版局有一个刊物叫《新周刊》,孙冕就去找关系,最后获得了杂志的二十年经营和发行权。我和窦文涛都离开了广东电台,他想去做电视,就去了刚刚成立的凤凰卫视。我进了孙冕这边的公司。

  我其实差一点去做电视,当时犹豫,我喜欢拍电视纪录片,那是需要花时间沉下心去做的。但广播电视系统里,人际关系复杂,论资排辈,只能熬到当了节目负责人,才可能自己说了算,拍自己喜欢的节目。那我还不如给孙冕干杂志呢。

  我上任的第一天,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,社长孙冕激情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,然后就让我讲话,我说:“老板是做梦的,我们是干事的,没有什么好讲的,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!”我当时很清楚,就是把刊物编出来。

  筹备了半年,《新周刊》创刊。当时的班底就我、傅沙、杨子、张海儿等十几个人,这是《新周刊》最早的主创人员。我们决定,杂志走新闻时事生活的大方向,大开本新闻纸彩色印刷。

  1996年8月18日,《新周刊》创刊号问世。这期杂志我们选择和的合影做封面,原因是当时张小波策划的图书《中国可以说不》成为畅销书,我们制作了这个专题;另外我们希望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作为开篇封面,能保佑《新周刊》顺利发展。

  我当时没和孙冕谈待遇,就是因为可以当主编操盘一本杂志,才留在《新周刊》。当时公司给我开的工资才三千块钱。当时傅沙跟张海儿,工资都比我们高,大概两万了。

  和所有杂志一样,开始的时候都是投入期,打品牌立影响。《新周刊》做了几期以后,公司账号上没有多少钱,几乎要断粮了,没有钱付印刷费和纸张钱。那时候我已经辞职,离开体制了,没有办法,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。

  诗让我有语感,做广播让我有对象感,通过声音进行传播、沟通,杂志则是通过纸质的版面,通过文字和图片表达内容,把想法和灵感表达出来,还要读者容易接受。《新周刊》磨炼和成就了我一语中的的话题能力和命名能力。

  以往,传统媒体是不大注重观点和评论,从而给了周报和杂志空间。新闻事情发生时,电视镜头对准事件现场,报纸不断发表文章和照片,杂志除了刊发清晰的彩色照片,也可以把新闻事情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做深做透。

  一些后来形成影响的独家栏目,像“新周专题”、“看世界”、“新周新闻图”、“新周调查”,这个时期都初步成型。

  《新周刊》一年里出版了22期,全国发行,没有做任何宣传,每期发行两到三万份。杂志的口碑不错,但一直没有广告。一年总共花了一百多万,资金从三九广告公司支出。老板的压力很大。

  办《新周刊》,基本上把孙冕之前靠广告赚的钱都花完了。后来,他去找了三九集团的老板赵新先,说服他投资《新周刊》,从而解决了生存之忧,得以继续办刊。

  现在回想起来,我觉得我的人生上了两个“大学”:一所“大学”叫80年代,主修的是诗歌和理想;另一所“大学”叫广播,主修的是传媒和做人。当然,因为修的时间长,也还肯学,成人后我又去办了一所《新周刊》“大学”。

  《新周刊》运营是承包制,经营发行自负盈亏,杂志注册主办方只赚不赔,没有任何经济投入,还要按照合作协议,收取刊号的管理费用。杂志全靠孙冕的公司自己发展起来的。管理费好像上缴过几年,后来也就没收了。

  说实话,《新周刊》一路走来不容易。尤其是前几年,非常不容易。《新周刊》的运营团队里,有一个是刊号方派的管理者,然后孙冕是社长和法人,刊号方会给他任命。我和所有的杂志社员工一样,是属于孙冕公司的聘用员工。

  当时《新周刊》刊发了很多广告,一到年底,经营人员却收不回款来。我还记得有两年,广告客户欠《新周刊》的广告费,几千万拿不回来。那没有办法,我只能换合适的人,用年轻人去做市场。

  我之前只管杂志的内容采编,没和商人和客户打过交道。在广告费收款催款的环节,让我见识了人性的丑恶和卑劣。

  我策划的《生活家》特刊,社会反响很好,当期刊登广告的一个丽江房地产开发老板,和我们达成协议,送给杂志社一栋别墅,另外加30万现金广告费。22261香港马会百度后来,广州美林湖公司看到我们的特刊,觉得不错,就收购了这个楼盘。几个月后,这个地产商老板偷奸耍滑,以特刊无效果为借口,拒绝付款,企图赖账。我当场掀翻了饭桌,让他滚蛋走人。

  《新周刊》最困难的时候,是2005年。我们账号没钱,广州印刷厂的人上门找我,说《新周刊》欠了好几期印刷费,如果不支付就不印下期杂志,还可能会法律起诉。我想请他吃饭,缓和一下,结果印刷厂的人直接拒绝,也不肯落坐,一个劲地羞辱我。后来我发现他们印错了广告,把奔驰汽车的颜色给弄错了,按规定印刷厂必须赔200万元。我让奔驰公司发律师书递过去,索赔两百万。把这个印刷厂里的人吓得不行,跑来找我,这回我让他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。

  “后来,我帮他说情,免掉这两百万索赔,他们只赔了二十万就算了。那印刷厂哥们千恩万谢,说再也不会惹我们。我说你给我点尊严,不能这样欺负我。”

  成功都是被逼出来的,无路可退了,就处处是出路。我们年轻的广告总监陈若云,到《新周刊》工作一个多月后,问所有的工作人员:“你能用一句话说说《新周刊》是什么吗?”根据大家地反馈和意见,她帮助我们找到了杂志定位——“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”。

  《新周刊》改用铜版纸,彩色印刷,也是根据广告客户的需要改的。之前《新周刊》用的是新闻纸,一个香港的广告客户说,杂志的内容很好,但谁会在新闻纸上做杂志广告呢?杂志广告是以品牌广告为主,所以我们改成了铜版纸彩色印刷,还改成国际流行的开本。

  靠着《中国不踢球》《1997大盘点》《我爱你》《泰坦尼克号全内幕》《弱智的中国电视》《世界杯世纪末大盘点》《城市魅力排行榜》《20年中国备忘》《找个地方躲起来》,从《弱智的中国电视》,到《砸烂电视》,《戏说时尚》、《20世纪的100张名片》、《飘一代》、《第四城》、《中国电视节目榜》等一个个精彩的专题,在市场上引来一片叫好,不管发行量还是广告,都有不错的成绩。

  《新周刊》终于慢慢在市场上打开了局面。杂志有了影响力,发行量大了,广告多了,日子也慢慢好过了。

  在这十几年里,我从一个主编,只管内容质量,后来变成了杂志的发行、广告经营,兼常务副社长,再到CEO(首席执行官),全面管理《新周刊的》所有工作,看着杂志越来越好,一步步走到现在,不容易。

  做报刊出版生意不容易,因为理论上讲,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的,投资者只能介入经营和发行环节,获取回报。对投资者来说,传媒不是一个好生意,因为投资时间长,回报慢。而且杂志刊号是别人的,品牌和影响力再好,都是为她人做嫁衣。

  《新周刊》发展太快了,利润一下子就超越了孙冕原来的广告公司,广告公司做垮了,结果《新周刊》撑起来了,等于妈死了,儿子长大了。《新周刊》的内容影响力,社会影响和品牌影响力,越做越大。

  广告多的时候,《新周刊》杂志一年能挣一个亿。杂志有五十个人,这么一分配,每个人产出多大,相当不错了。

  我们也想对外扩张,我们投资做了《时代周报》,做了云南航空的一个杂志,这些项目里头我们都是所谓领投者,第一笔钱真金白银都是我们出资的,然后再去找别的企业投钱进来。但很遗憾,这些项目都没有成功。

  《新周刊》最红火的日子里,我们策划了很多项目,比如图片库,图书策划出版,《电视榜》、《年度新锐榜》等项目,生活方式研究院,我们试图拿这些项目出去做新的融资,但是不行。因为他们都想投《新周刊》。

  我为什么离开《新周刊》,一个原因是媒体生态环境恶化,同时也与《新周刊》20年承包权到期有关。

  《新周刊》是孙冕的三九广告公司,跟当时的广东新闻出版局,签定了一个20年的承包合同。1995年签的,2014年合同到期,双方的合作不再继续,结束了。

  2014年10月11号,辞去《新周刊》主编的职务,把这个位置交给何树青,我改任杂志顾问。2015年6月12日,我辞去了《新周刊》顾问的职务,彻底离开这个我工作了20年的杂志。

  第三天,我拿到了我这辈子所有的档案,从小学到电台到出版局的档案,全给我了。我的人生,我做主。

  某家新闻门户与我联系,想请我出任总编辑,可以说,这个职务不错,现金差不多有两百万,还有股票期权。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,还是拒绝了。

  最后,我短暂加盟华人文化,成为公司合伙人兼内容官,负责投资20亿的微鲸科技,负责电视大屏的内容库建设和对外合作。黎瑞刚是兰州人,我在兰州读的大学又工作了4年,我们之间交往挺好。

  华人文化在内容上有庞大的布局,它跟华纳、梦工厂等好莱坞公司有合作,跟香港TVB、上海的灿星等头部内容生产商也有深入合作。我的任务,就是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,在“微鲸电视”的后台全部打通。

  做中国电视榜多年,我也积累了深厚的资源。我觉得,现在是比较少有的内容繁荣期,从电视屏到手机屏,甚至是影院的大屏都有机会,让人觉得很躁动,大IP时代,有版权的原创内容,机会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  我先找到了窦文涛和陈晓卿,与他们达成了内容上的初步合作意向,又挖来了《新京报》副总编辑李多钰和《新周刊》副主编蒋方舟,还打算找姚晨一起创办一档视频节目,希望介入内容原创节目生产。

  我去找孟非和窦文涛谈合作,孟非说我不应该涉足电视领域,太苦了,压力大、人心累。老朋友窦文涛直接回绝我,还质问我:“你蹚这浑水干啥?”

  老朋友的意见值得重视,我想了想,东奔西走了大半年,人来人往、忙忙碌碌,突然就觉得自己累了,再也无法忍受空中飞人的生活,也不想再见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。就想给自己放个长假,好好休息一下。

  我再次选择了离开,从华人文化辞职。远离北上广深,直接到了云南大理凤羽古镇。这是我的桃花源,是我的伊甸园,是我的精神家园,是我心目中的养老归隐之地。

  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撰文推荐凤羽古镇:“凤羽之水南来,铁甲场之涧西出,合而捣东崖下。三流贯其中,南自上驷,北抵于此,约二十里,皆良田接塍,绾谷成村。曲峡通幽入,灵皋近水高地夹水居,古之朱陈村、桃花源,寥落已尽,而犹留此一奥,亦大奇事也。”

  2013年,我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陈代章,参观他的蜂蜜加工厂,然后我看到了几百年未变的凤羽,仿佛就是《桃花源记》中的风景地。2016年,他放弃了当地一家银行行长职位,回到老家凤羽,注册了大理千宿文化旅游发展公司,成立了凤羽慢城农业庄园。

  我实现了自己梦想,在凤羽一个快荒废的古村里盖了一栋房子,取名“退步堂”。名字的出处来自历史上布袋和尚的禅诗: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;心地清静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巧合的是,画家陈丹青也喜欢这首诗,还把他的一本书取名为《退步集》。

  在媒体也忙了半生,我需要给人生减负,给生活做减法,让自己心定平和,放松身心,内心安宁。凤羽古镇,让我做出了“退步”的决定,在风景绝美之地,去构建“软乡村、酷农业、融艺术的慢生活”。

  因为喜欢凤羽,电影导演张扬要在这里策划一个世界电影节,歌手李健来过三次,承诺要在这里开个人演出会,印刻的主编初安民也要来我这里当慢生活学院的讲师。

  我带着团队去过日本,到过台北等地,观摩当地的文化创意园区,希望保护凤羽的山川地貌,古镇小村,更想保留当地人的风俗人情和日常生活。

  从我以后,中国的小镇和乡村保护,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。今天的日本乡村,保持着自然的环境,几百年不变的建筑,还有他们的文化传统,这是我们在大陆不多见的。我希望凤羽古镇几十公里的区域,能做到几百年的风景长存不变。

  不符合我们的保护标准的企业,我们不欢迎。整个凤羽古镇里,不许进烧汽油的机动车,要搞中国第一个没有机动车的镇,凤羽这个地方挣钱,要跟沿海其它地方挣钱不同。我们有农业、有文创、有观光旅游,现在各种做高端旅游的跑过来,做文创的艺术家也跑我这来,要跟我谈合作。

  我都跟他们讲,先讲讲你的文化修养和价值观念,你不能带来环境污染,破坏性开发,否则你对不起这个大山,对不起这个蓝天,对不起这些白族人,对不起这里的人文历史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